容肇祖先生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古典哲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被称为国学大师，其生活的轨迹绵延近一个世纪，对于晚清以来的哲学学界和民俗学学界、历史学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新中国的著名学者。容先生文史兼通，是一位跨越三种时代、带有传奇色彩而在颠沛流离中仍然不断探索学术真理的学者，其主要学术领域为哲学、民俗学、历史学。家学渊源自不必说，而在各领域都属师承有自：文学历史兼采胡适、傅斯年甚至得鲁迅指点，文献学得陈垣指点，民俗学则得顾颉刚亲炙。张学良先生生前曾对人声称自己喜读明史，而且有愿望“能与王崇武、容肇祖、翦伯赞三氏交换有关明史诸问题之意见”。

容先生学问深湛，著述等身，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与齐鲁出版颇有渊源。

                                                                                                            （一）

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广东东莞人。祖父容鹤龄为同治二年进士，不愿做官，掌教东莞龙溪书院数十年。父容容作恭曾于广雅书院求学，原为清朝拔贡，故家中藏书较多。其父去世后，容肇祖随母到过广州小学念书，辛亥革命后，回家自修，并得舅父邓尔雅指点。1913年春考入东莞中学。1917年秋，因家庭困难，容肇祖选择投考了不收学膳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专业。入校以后，在学校所办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短文、诗歌和笔记。以后又翻译了莫泊桑的小说《余妻之墓》，在《小说月报》上发表。1921年秋，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容肇祖到杭州、上海、南通、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后回母校东莞中学任教。半年之后，他和胞兄容庚支持东莞中学校长开始实施“男女同受教育”，但形势不利，校长被县长撤换后，兄弟二人同情校长，辞去中学教席，共同北上求学。容肇祖于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5月，容肇祖跟从张竞生教授等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组织了风俗调查会，在顾颉刚等先生的带领下，对发出的一些风俗调查表进行整理。此后，他又陆续为北大的《歌谣》周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国学季刊》等刊物写过一些文章，是为“和顾颉刚文字结交的开始”。1924年初，容肇祖与顾颉刚、孙伏园、容庚等民俗学爱好者一道，对北京妙峰山的进香活动作了一次社会调查，容肇祖于此后写了《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一文，刊登在《京报副刊》的《妙峰山专号》上。1925年秋，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后，容肇祖又从刘半农先生学习语言学。

1926年，容肇祖从北大毕业。这年，林语堂受陈嘉庚等委托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约请顾颉刚、沈兼士、鲁迅等前往。9月，顾颉刚先生邀请容肇祖南下任厦大国文系讲师、研究院编辑，担任“先秦诸子”一课。时厦大出有《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容肇祖先生编了全部的三期，并参与兴办风俗调查会，利用授课之余到福州等地采集风俗文艺和作品，且与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张星烺、顾颉刚等先生时有过从。“寒假后，厦大因经济困难，即宣布停办国学研究院”。

1927年2月，容先生回广州，当时鲁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容先生在厦大时方认识鲁迅先生，并在魏晋思想研究方面得鲁迅之惠。不久，由林语堂写信给鲁迅，顾颉刚也写信给中大文学院长傅斯年，容肇祖得以到中山大学预科教国文兼文学院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鲁迅先生赠容先生《汉代文学史》讲义。随后容先生任预科国文教授兼国文科主任，并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的顾颉刚以及钟敬文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顾颉刚在中大主持创办了三种杂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周刊》、《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钟敬文与容肇祖主要负责《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而以容肇祖负责的期数最多，并推动《民俗》进入其繁盛期。1928年，容肇祖先生在继续授课和进行古代哲学史研究的同时，将其主要精力转向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奠定了民俗学的学术基础和学科传统。期间撰写和发表了《敦煌本明妃传残卷跋》《占卜的源流》《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等九篇论文。1929年成为容肇祖先生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史上最活跃的一年。他继续主编《民俗》杂志，并实际主持民俗学会的大量工作。这年他出版了《迷信与传说》一书，且由于工作勤勉、成绩突出而被推选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他拟了具体的活动计划，向校方申请资金编辑出版民俗学丛书，并积极开展民俗物品的搜集，在容肇祖先生和其他民俗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出现了兴盛局面，成为当时全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大本营。怎奈守旧势力对此横加阻挠，最终导致民俗学遭遇寒流，同人星散。

顾颉刚先生北上后，《民俗》实际已经难以维持。容肇祖先生也不得不于1930年离开中大，受聘为岭南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但他仍笃志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在随后的几年里，他除登台授课外，先后发表了《祝英台故事集序》《田章故事考补》《山海经研究的进展》《冯梦龙生平及其著作》等十多篇文章。1932年秋，岭南大学因经费出现困难，容肇祖先生重新回到了中山大学，初在国文系任副教授，因反对设置读经复古课程，斗争无效，改在历史系任副教授。1933年1月，容肇祖先生受朱希祖之荐，再次担任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并积极从事《民俗》周刊的复刊准备工作，《民俗》得以实现复刊，容先生继续承担编辑工作，并亲自写了大量有关民俗学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以及《民俗学参考书报介绍》等文。造化弄人，中山大学却又停聘，1933年秋，容先生再回岭南大学任国文系教授，《民俗》也被迫再次停刊。从此以后，容先生虽然仍有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著作，但其学术重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开始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而且他认为开展学术研究，就学术资源来说，广州毕竟不如北京，从其与陈垣先生的书信往来看，其已经有北上之心，托陈垣先生在北京代觅教职。从此以后，容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除了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外，就以北京为基地。

　　1934年，容肇祖先生受聘于辅仁大学任副教授，并兼北京大学教席，任哲学系讲师，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容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学术研究有了重要进展，修改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大纲》《魏晋的自然主义》《韩非子考证》李卓吾评传》等多种专著。还发表了《月令的来源考》《何心隐及其思想》《吕留良及其思想》二十余篇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容肇祖先生和北大的爱国师生们一起，离开北方，辗转南下。他先在南岳逗留了数月，然后又到云南蒙自授课，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7年底到1940年夏，他除了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授课外，还逐渐关心起国内的政治思想斗争来。1940年暑假，他修改完成了《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

　　1940年秋，容先生送其妻赴香港就医，随入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迁往香港）。1942年1月日寇侵占香港后，岭南大学解散，他即率家眷返回东莞，但东莞县城已经沦陷，几经周折，他来到非沦陷区乐昌县坪石镇，第三次入中山大学执教，任历史系教授，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1944年冬，日寇自湖南窜犯坪石后，容先生两次被日本兵拉作挑夫，但他都冒死而脱逃。以后，他便陷入了避寇逃难的奔波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容肇祖先生随中山大学迁回广州。后来由于参加“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而遭到当局的迫害，取道香港北上。1946年秋，容先生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出版了《先秦法家》一书（成都文通书局）。新中国成立后，容先生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调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从事文物古迹的考查、整管和鉴定工作。以后，又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和其他同志共同标点了《资治通鉴》等古籍，并单独完成标点《续资治通鉴》。

　　1956年7月后容先生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并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在此期间，他除指导研究生从事宋、元、明哲学史研究外，著作并点校整理了《李贽年谱》《何心隐集》《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吴延翰集》等著作。

十年浩劫期间，容先生被“抄家三次”，并先后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和明港等地劳动。以后虽于1973年调回北京，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料及“专著和散文，特别是未付印的手稿（《李贽传，附李贽著作考》和《清代思想史》等），丧失殆尽”。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无疑是难以补偿的损失。浩劫结束后，有关方面曾开展过挽救工作。容先生回忆说：“在党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领导同志指派专人在各有关单位收藏的旧书刊杂志上舍法收集我的文章，加以复印。”（见《容肇祖集·前言》）容先生也得以重新回到自己的研究岗位，并在年逾八旬、身体不便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活动，积极著书立说，对晚辈学者释疑解惑，直至去世。

  （二）

容先生的作品，随着其著述不辍而不断问世。新中国成立前，出版机构相对比较散，也比较随意，新式出版机构经历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学者的著作出版也多依附于新式的出版结构。相对来说，这些新式出版机构多集中于上海等地方，学者的著作也就多在这些地方出版问世。

日寇侵华，中华生灵涂炭，很多大学等机构被迫迁往大后方，保留民族文化的根脉，在战火中顽强生存。当时颇有名气的齐鲁大学也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成都，顾颉刚先生在战火的洗礼中扛起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招牌。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1939年回忆：“余在昆明，临行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山东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实则此事由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款，乃始成立。”容先生和顾先生在学术方面颇有交集，1941年其不朽著作《明代思想史》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一由开明书店印行，此书自问世就受到读者欢迎，成为明代断代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被认为是继黄宗羲《明儒学案》后关于明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在体例和成就方面的重要突破。至新中国成立前，此书已加印至五版。

20世纪80年代后期，容先生说：“在党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领导同志指派专人在各有关单位收藏的旧书刊杂志上设法收集我的文章，加以复印。”容先生自己从“复印中选出”“所写的有关哲学思想史论文中的一部分”计20篇文章，结为《容肇祖集》，交由齐鲁书社出版。容先生在1985年7月25日写的《容肇祖集》自序中说，其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学术旨趣在于“拾寒琼于芳草，著潜德之幽光”，“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齐鲁书社编辑部有关同志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1992年，“适值容肇祖先生九十五岁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将举行明代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特出资委托齐鲁书社重新印行《明代思想史》一书，作为向容肇祖先生九十五寿辰的祝贺”。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评论道：“《明代思想史》一书，在见识上实超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充满新时代的气息，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向为世人所重。……容先生既具有崭新的眼光，又搜集到黄氏（黄宗羲——笔者注）未见或未注意的资料，在观点和实据上都向前开拓了一大步。可以说《明代思想史》是一部新时期的《明儒学案》，它独领风骚数十年，直到今天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明代思想史专著足以取代它，也就是说在总体水平上还没有超过它的。黄氏《明儒学案》以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在封建社会末期不断放射光辉，给革命者以启蒙和向往，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仍使进步的思想家读之激奋，其社会生命不可谓不长；容先生的《明代思想史》，继黄氏之后，成为一面新的旗帜，在帝制消失八十余年的今天，人们重新翻阅它，仍然激动不已，感受颇多，毫无过时之感，其时代跨度之大，是令人吃惊的，其原因就在于它已经具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明代思想史〉与明代思想研究》，载《涵泳儒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426页）

《明代思想史》亦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明代思想史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日本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于1981年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曾当面向容肇祖先生拜谢，声称自己深受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明代思想史》等著作的影响。

上述著作是容先生生前与齐鲁出版界交往的例证。容先生的著作当然不止于此，很多采取辑佚整理形式的古籍整理著作并未由齐鲁出版界出版。容先生去世后，在有关哲学思想史的丛书或者集录中间或收入其部分著作，但一直没有完整地整理过。在国家繁荣文化事业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容先生的故园——东莞市的有关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乡贤著作的整理工作。有鉴于容先生著作大量散失、不便阅读和研究的状况，由政协文史委牵头、莞城图书馆主持，组织专家对容先生的著作开展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将散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以及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和容先生后人手中的手稿和唯一藏本，加以整理排印，连同容先生已经发表面世的著作一起，结为《容肇祖全集》，交由齐鲁书社出版，《容肇祖全集》历时数年，于2013年底正式出版面世。

此次《容肇祖全集》整理出容先生著作成果已近四百万字，点校和早期的翻译之作由于并非原著或者搜集未得而脱收。除此之外，因为“文革”中容先生三次被抄家，很多文稿下落不明，尚有藏于其他学者等地方的手札等，难免有漏收之作。《容肇祖全集》的出版对容先生几十年来与齐鲁出版的缘分算是做了个回应。